中国在1989年爆发的政治动荡是对国家未来的迥异看法之间的斗争，而这种斗争往往通过对历史的迥异评价来完成。其中，5月4日是最为举足轻重的历史节点，抗议学生与共产党都认为这一天是属于他们的纪念日。

占领天安门广场的许多学生声称，他们受到了1919年“五四运动”的感召。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和会上遭受的恶劣对待激起了人们的怒火，从而引发了史称“五四运动”的学生抗议运动。这场抗议爆发时，思想激荡的“新文化运动”正在发生。当时，学生与知识分子大量吸纳了海外的反传统思潮，而其中一名倡导者将其总结为著名的“德先生与赛先生”。不过，中国共产党也宣称“五四运动”是其传统的组成部分，称这场爱国运动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1921年的建党铺平了道路。加州大学欧文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的历史学教授华志坚(Jeffrey Wasserstrom)一直在从事中国学生抗议运动的研究工作。在下文中，他将回答为何“五四运动”对1989年至关重要。

答：1989年的抗议者对1919年的“五四运动”有强烈的认同感。“五四”是学生领导的爱国民众运动，在中国教育体系里备受推崇，就好比波士顿倾茶事件之于美国。回顾1919年的斗争，可以激发出相互交织的两类联想。一是唤起对1919年5月4日的记忆，也就是为抗议政府对内独裁、对外屈服于列强而开展的那场学生示威运动；二是泛指当时的更为宏大的思潮，即知识分子提出，接纳“民主与科学”，是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重新获得强国地位，赢得尊重的第一步。在1989年一份关键性的学生宣言里，他们自称正在进行是“新五四运动”，还提及了“五四”传统中除了抵御列强欺凌之外的方方面面。1989年的集会活动里，有不少在天安门广场的一座纪念碑前举行的。这座纪念碑镶嵌的浮雕中，有一幅展现的是“五四运动”中学生呼唤正义并号召工人，与他们一道加入爱国运动的情景。

答：虽然1989年的时候我本人并不在中国，但之前不久我在上海复旦大学待过一年，清楚地记得那种特殊的时代气息。回顾过去，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时的氛围，很多人感到，共产党究竟会如何演变的问题完全没有定论。中共已经开始尝试其他类似的集团未曾采取过的做法，尤其是在经济领域，而且当时也存在一种期望，即政治变革或许很快就会随之而来。

答：你的问题触及了1989的一个核心层面——历史类比之争。邓小平等领导人宣称，他们，而不是学生，才代表着“五四”的爱国传统；而学生则坚称，是当局，而不是他们，在危险地效仿过去，采用封建君王的行为方式和文革式的讨伐语言。很难说邓小平的担忧在多大程度上是发自内心的，或许的确有一点，不过他肯定也意识到了1989年的学生与红卫兵之间的区别，包括缺乏一个魅力人物，让他们像1966年的青年对毛泽东那样，表现出疯狂的忠诚。我可以肯定的一件事是，邓小平以为——事后证明这种想法并不正确——将抗议活动类比成红卫兵式的“动乱”，能非常有效地离间民众对学生的支持，并让他们远离街头重返课堂。1986年底到1987年初，我看到复旦大学张贴的一些官方声明，将那段时间的抗议活动贬为“新红卫兵”行为，而这些抗议实际上成为了1989年的某种彩排。海报起到了恐吓的作用，的确有助于平息当时那一轮的校园动荡。

答：这一事件有多个层面，包括了你所说的全部因素。我想再补充一条，首批海报里，有一些是在呼吁根除裙带关系和腐败现象——和今天听到的抱怨非常类似。我想，让它们融合在一起的是一种非常基本的东西，可以说已经是老生常谈：学生及其支持者普遍认为，他们心爱的祖国，应当由那些全心追求心中理想的好人来统治。他们不是在呼吁推翻共产党，而是呼吁中共领导人更行之有效地贯彻他们自己宣扬的主张。最有力的集体行动是学生们举行的绝食抗议，此举被广泛解读为，学生比当权者更勇于为公众利益献身。这是一个格外有力的举动，因为在当时和日后的多个时间段里，腐败的一个标志就是官员们滥用公款大吃大喝。

答：促使我在博士学位论文里重点研究学生运动的一个原因，刚好就是想探究，为什么发端于校园的中国国内运动，许多都演变成了席卷多个阶级的浪潮——论文的主题是1949年以前的历次运动，刚好在1989年的示威开始之前写完。这与美国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美国，其他阶层以学生为榜样的情况要少得多。这让我们回想起“五四”传统，它发扬了更加古老的知识分子观念——在中国，大学生被视为知识分子的一员——即当统治者失德之时，知识分子有直言相谏的责任。纵观整个20世纪，当中国学生呼吁变革，并用某种途径把变革与民怨和民众的关切相联系时，其他社会群体往往会走上街头，支持学生运动。1989年，这种情况再次发生了。

答：我不会做出“五四”传统已经彻底消亡的论断，因为事实显示，“五四”的传统是不断变化的。不过，有很多情况确实已经改变了。例如，有一种想法激发了1919年的学生，也激发了之后多年里多次呼吁发动“新五四运动”的学生，那就是中国落后于其他国家，需要改弦更张才有机会成为一个真正现代化的国家。现在，人们的感觉是中国已经“现代化”了，至少在某种物质层面如此。所以，目前的抗议关注的往往不是需要如何开展变革，才能让中国更有效地现代化，而是快速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在1989年，前者仍是抗议的主题。

答：鉴于多种原因，现在很难想象1989年的那一幕会再次上演，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过去25年里，政府耗费了大量精力，竭力要把那场运动重演的机会减到最小。政府采取了花样繁多的举措，包括让学生享有一些不那么政治化的权利——比如让他们更多地掌握自己的私人生活，让他们拥有更多的购物选择，让他们决定听什么音乐，以及大体上如何打发个人时间——这是他们在1989年的抗议中所寻求的。我们要看到，自1989年之后，官方处置抗议活动的许多举动，不仅是在设法运用当时得到的教训，而且也在设法运用从东欧和中欧各国的经历中汲取的教训。例如，一旦任何事件似乎能将来自不同社会群体或位于中国不同区域的示威者联系起来，当局会及早、迅速地进行压制。同时，当局也会让有积怨的人，对自己的个案发泄情绪。

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不应该就此否认学生的影响力。虽然共产党很乐于看到，15年前贝尔格莱德的中国大使馆被炸时，学生中爆发了反北约(NATO)情绪，在那之后也时而涌现出反日浪潮，但他们依然对学生感到颇为不安，在学生们通过短暂的示威发泄不满后，政府就会迅速地设法把他们从街上驱走。政府感到紧张的部分原因是，他们知道，过去在中国时有发生的情形是，最初因为外国人作恶而大声疾呼的学生，会演变成现任统治集团的抨击者，指责他们不配治理自己迫切要维护的国家。我想不出，引发下一场席卷全国的燎原之火的火星，究竟会源自哪里。不过问题依然存在，其中一个担心是，当权者最终会更在乎保护自己的资产和权力，而不是做最有利于国家的事。一旦出现导火索，促使学生们再次坚定地认为中国正在经历危机，必须由真正的爱国者来处理危机，而不是垂垂老矣、手握大权的腐败政客，那么这种担忧可能就会引发众多社会群体的共鸣。